王丽娟后来偷偷跟去过一次。隆冬腊月的北方农村小院，寒风刀子似的刮脸。李秀芬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是硕大的洗衣盆，盆里泡着舅舅家那几床厚重得像城墙砖一样的棉被。她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冻得通红的小臂，双手用力地搓揉着吸饱了水的沉重棉布，每一次揉搓都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随即又被寒风吹冷。晾衣绳上，那些洗好的被单在风里沉重地晃荡着，像一面面灰白的旗帜。
晚上回到家，李秀芬的手指关节红肿，皮肤粗糙开裂。她坐在昏黄的灯下，偷偷往手上抹着廉价的蛤蜊油，痛得微微吸气。王丽娟默默看着，小小的心里第一次对“娘家”这个词，生出了复杂的、带着刺的困惑。
这种困惑，随着她长大，非但没有解开，反而像藤蔓一样缠绕得越来越紧。端午节，李秀芬会提前三天去舅舅家，帮张红梅包粽子，包好煮好，自家却只能吃剩下的、漏了米的；中秋节，李秀芬亲手打的月饼，最圆最大馅料最足的那一摞，必定第一时间送到娘家，自家吃的总是边角料；甚至清明节，李秀芬也必定先回娘家给我姥姥姥爷上坟添土，烧完纸钱，才匆匆赶回自己家，打理爷爷那略显冷清的坟头。
“妈，”王丽娟十岁那年，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为啥咱们家的事，总是排在姥姥家后面啊？”彼时，李秀芬正盘腿坐在炕上，就着窗外的天光，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表哥王刚被树枝刮破的书包，针脚细密而专注。她头也没抬，语气是理所当然的平淡：“傻孩子，你懂啥？我是从这个家嫁出去的闺女，在那边，才是正经的自家人。”
“自家人？”王丽娟咀嚼着这三个字，目光落在李秀芬布满老茧的手指上，又想起舅妈张红梅那永远带着一丝挑剔和疏离的眼神。这种“自家人”的身份，似乎需要母亲用无穷无尽的劳作和小心翼翼的讨好才能勉强维系。
有一次，李秀芬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招待回娘家的哥嫂。席间，因为王刚嚷嚷着要喝冰可乐，李秀芬一时忙乱忘了加冰块。张红梅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整个吃饭过程，她再没跟李秀芬说一句话，筷子也刻意绕开了李秀芬特意为她做的、最拿手的红烧鱼。李秀芬脸上赔着尴尬的笑，不住地给王刚夹菜，又手忙脚乱地去冰箱翻冰块，嘴里不住地道歉：“刚子别急，是姑不好，姑给忘了，下次一定记得！嫂子你尝尝这鱼，今天特意多炖了会儿，入味……”王丽娟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只觉得那满桌的香气都变了味，心里堵得慌。这低声下气换来的“自家人”，真的值得吗？
更让王丽娟心寒的，是母亲对待自己的态度。仿佛是为了印证她口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李秀芬早早地就将“外人”的标签，贴在了亲生女儿身上。
王丽娟刚上小学一年级，正是长身体嘴馋的时候。有次家里难得炖了排骨，她忍不住多夹了两块。筷子还没收回来，李秀芬就“啪”地一声放下了自己的碗筷，眉头拧得死紧：“娟儿！女孩子家，吃那么多肉干什么？一点样子都没有！以后嫁到婆家可怎么办？要懂事！记住了，你将来是别人家的儿媳！跟我们，不算一家人！”
那严厉的语气，那“别人家”、“不算一家人”的字眼，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王丽娟稚嫩的心上。她嘴里那块香喷喷的排骨，顿时变得又冷又硬，难以下咽。从此，这句话像一句紧箍咒，反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看中一条漂亮的碎花裙子，李秀芬会说：“别总想着穿新衣裳，省着点，以后给婆家多攒点嫁妆才是正经！”她兴高采烈地拿着满分的试卷回家，李秀芬也只是淡淡瞥一眼：“学习好有啥用？女孩子家，将来在婆家要手脚勤快，会干活、会伺候人才是顶顶要紧的。”
王丽娟无数次在心底呐喊：如果我是“别人家的人”，那您呢？您不也是爸爸家的儿媳吗？为什么在婆家您能挺直腰杆（虽然这份挺直也带着对娘家的无尽付出），到了娘家却活得像个永远直不起腰的仆人？这个巨大的逻辑黑洞，像一个无解的谜题，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
直到父亲王志强猝然离世，这个谜题才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揭开了谜底。
王志强的葬礼上，舅舅李建国和舅妈张红梅倒是来了。他们穿着体面，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哀戚，象征性地烧了纸，上了香。丧事的忙乱还未完全平息，头七的纸灰尚有余温，李建国就寻了个由头，把李秀芬拉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