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还并非大明全部的田产，边境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因种种客观因素，暂时未能统计在内。
还有就是北方贫瘠土地常按二到三亩折合一亩计算，一些刚开垦出来的耕地也没有计算在内。
若将这些地区全部统计在内的话，大明总耕地面积怕是远超八亿亩。
不过当下，也只能先按照七亿亩来制定新的田税了。
各地粮食种植品种多样，土地肥沃程度不同，产量自然也参差不齐，这便导致收税方式无法一概而论。
如此复杂的情况，绝非倪元璐一个户部尚书能够独自决断。
毕竟这关乎大明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税收根基。
依照朱慈烺之前的规划，此次田亩丈量之后，税收标准一旦确定便不再轻易更改。
如此重大之事，倪元璐也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在接下来的几日里，倪元璐每天都会来到内阁，和其他几位内阁大臣一同商讨此事。
因涉及的数据资料极为庞大繁杂，所以一连商量了几天都没有个结果。
崇祯因为知道此事重大，也难得从后宫脱身，参与了这场为期好几天的重大会议。
就连朱慈烺也不例外。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早到晚都在激烈地讨论着，可谓是争得面红耳赤。
有的觉得税收太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
有的又觉得税收太少，会导致国家税收不足，无法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
就这样又吵了好几天。
但最终，他们还是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税收数额。
综合各地的粮食品种、田亩等实际状况，交税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平均算下来的话，一亩地的税收约为零点二两银子。
这是把民田、官田、军田全部统计在内的平均数值。
按照当下的粮食折价换算，大致是南方一亩地需缴纳大米六十斤，北方则是小麦三十斤左右。
当然，这仅仅是平均数值，具体分摊到每个地区的话税额肯定有高有低。
以七亿亩土地来计算，一年的田税大概可达一亿四千万两白银。
看似与崇祯年间相比，税收直接增长了七倍之多，即便是与雍正时期改革后的税收相比，也增长了四倍之多。
要知道，雍正时期一年的税收不过三千五百万两白银而已。
乍一听，这数字着实惊人，高的都能吓死人了。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表面这般简单。
因为崇祯与雍正时期，朝廷规定的税收那可都是朝廷最终要收到的银子数额。
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考虑到运输途中的损耗、民夫的费用以及各种难以避免的折耗，实际从百姓手中收取的数额，起码是朝廷规定税额的四五倍之多。
打个比方，比如崇祯规定今年收两千万两银子的税，可经过层层加码，到了百姓那里，可能就得交一个亿的税，才能确保那两千万两银子的税顺利运抵京城。
毕竟，运输途中需要大量民夫肩挑背扛，粮食在装卸、存储过程中也会有损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消耗。
而朱慈烺推行的新政则不同，规定的这一亩地六十斤大米、三十斤小麦都是直接从地头收取的税收。
百姓只需按规定上缴粮食，其余诸如运输成本、损耗等所有问题，均由朝廷统一承担。
当然，实际征收时，大概率还是会将粮食折算成银子收取。
这一亿四千万两白银收上来之后，一部分要用作运输成本和弥补损耗，一部分则留在当地县衙以及各省份的国库，用于支付当地官员的俸禄以及充实当地粮仓的储备。
如此一来，最终能够运抵京城的，大概也就四千万两银子左右。
且其中还包含一部分粮食和各类实物，这是为了确保京城的物资充足与安定。
而且在明末这个时候，军队的粮草与军饷皆由朝廷统一采购调配。
也就是说这四千万两银子中，起码要有两千万两用作军费开支。
如此算来，最终能进入户部，用于皇宫日常开销以及百官俸禄发放的银子，可能还不到一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