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很难用成功或是失败来总结。
说它成功，却总是废立反复，最后不仅造成了朝堂新旧两党的割裂，而且并没有让天下百姓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说它失败，它却历经三朝都被保留下来，时至今日仍然是支持变法的新党占据上风，并且从变法以来，朝廷国库确实增加了不少收入。
从理智上说，君臣其实也都认同变法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但变法确实困难重重，历代帝王和臣子都努力想推行变法，可是终究被现实的困难与凶险逼得妥协甚至放弃。
其中最害怕的，就是担心激起豪强和地主的反抗心理，造成国内的动荡，甚至是民变。
赵孝骞有这个魄力，因为他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跟历代帝王温和怯懦的心性完全不一样。
他不怕豪强地主反抗，更不惧杀人。
“变法必须流血”，几乎已成了赵孝骞必然的逻辑，事物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前的帝王不敢付，是因为他们的顾虑太多。
既要维持朝局的平衡稳定，又不想得罪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更希望让百姓世代当大宋的顺民。
皇帝又不是绿茶小婊砸，世上哪有这么多既要又要的好事？
赵孝骞的盘算比历代帝王更简单粗暴。
朝堂，豪强，百姓，三者是不可能都满足的，那么就只能牺牲其中一个，来满足另外两个，天下纵有短暂的动荡，但对大宋的千秋国祚来说，不是坏事。
赵孝骞决定牺牲的，是豪强地主的利益。
事实上从设立监察府，讨论青苗法，以及后来的方田均税法以来，赵孝骞的目标一直很明确，那就是根本不再考虑豪强地主的利益，而是用皇权维持朝局的稳定，用新政广泛地照顾平民百姓的利益。
赵孝骞当然知道这样干的后果，豪强地主迟早忍不下去的，他们必然会制造动乱，甚至索性聚众造反。
没关系，这不过是剜去脓疮的过程，长痛不如短痛。
朝局稳定，百姓归心，基本盘就不会崩。
如果史书上能够记载赵孝骞执政这几年的功绩，那么随着方田均税法的推行，史书上对这段时日或许会冠以一个很现代的名字，“土地革命”。
它不是彻底的革命，但它已经具备了革命的雏形，只要最后落实成功，那么将大大缓解统治阶级与百姓的尖锐矛盾。
反过来说，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
现在，随着刘泽宁突然暗访应天府辖下洲县，许多想遮掩的事情根本遮不住了。
于是，几名官员聚在一起，以一种几乎是狗急跳墙的心态，开始酝酿一场民变阴谋。
算盘打得很响，只要民变酿成，一切黑锅都能推到刘泽宁身上，反正刘泽宁那时已是个死人，根本无法辩驳。
民变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汴京的官家亲眼看看，如此仓促且草率地推行新政，落实到民间会造成怎样恶劣的后果。
另外就是，也让官家看看他力排众议设立的监察府，到底是什么成色。
正是这些监察官员下放到地方后酿成了大祸，那么监察府在朝堂上是否继续具有超然的地位，官家也该考虑一下了。
当然，民变之后，应天府官员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些后果李淮等人也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