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的说法是这样的：“毋滨古自己无能糊涂，既知三司清欠多年积弊，这么多年却不思改进，待质问起来，就总用这个理由搪塞。且总数不清，能追回多少不清，减免多少没个成算，官家岂是个糊涂的，如何能由着他说一句赦免就赦免？若不是我算清了报上去请官家赦免，这笔糊涂账，从五代积到如今，还想再积多少年？”
钱惟演劝他：“好在官家知道你辛苦做事，不必勉强。”
王钦若叹息：“国朝一统大江南北，可是有形的一统易，心中的一统难。我们这些南方出身的官员，在朝中尤难立足，在那些君子大人们的眼中，我们这些做实事的人，只配小吏一流，岂容与他们同列。我等一事未做，就先受攻击，不得不察颜观色，战战兢兢，这却又成了一重罪名，开口闭口小人行径。哼！”
枢密副使冯拯就道：“幸而官家明察秋毫，知道谁是努力做事的人。”
钱惟演就说了一句：“我听说他们欲阻止大将练兵之权。”
王钦若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道：“大将不准练兵，南人不准当官，横竖这朝堂，只余几个书生大言，空谈误国就好。”
南官们皆不说了，都叹了口气，脸上也有忿然之色。
本朝是从后周而得的江山，北派的重臣，溯其渊源，多半自其父祖荫亲，或提携有恩的上级、都有在后周、乃至后汉、后晋、后唐时代为官的经历，而构连成一股看似分散，实则理念认同、互相支援的力量。也恰恰是这股力量的存在，才令得世宦世族俱能够抱成一团，虽经五代之乱，军阀们如走马灯似的更替，但这些书香大族却没有像唐末一样，经历一次权力更替就“天街踏尽公卿骨”，反而是越来越强大。
而其中历任五代十帝为宰相的冯道更是其中的皎皎者。冯道以其不屈的意志，柔软的身段，和娴熟的政务能力，让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极顶人才，他们以冯道马首是瞻。而那些军阀们在经历了唐末的血腥屠杀以后，一代代朝起暮落，而经历过洗练而生存下的胜利者，远比刚起事那些草莽更精明，在目睹无数的政权倒塌为代价之后，有那些文士们的长久游说之后，终于以血的代价，认清如想要寻找更长久稳固的统治，就必须要尊重士大夫们的行政能力。
而冯道，正是士大夫们推出的与军阀周旋的首脑，所以郭威想称帝的时候，见冯道不施礼，就自知时机未到而退。而士大夫们对冯道也广为称赞，将他推上“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顶峰。
而这股力量在进入新王朝的时候，也是产生了新的变化。
士家大族们对于军队擅权的恐惧，是一贯而持之，所以才有开国之后，游说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举措。于太宗皇帝擅自北伐，也多有不认可。
同时太宗皇帝时代监军制度对军队的控制，及设立枢密使将军队指挥权力收归等措施导致的一系列军事失当，固然他自己的性情与才能是一方面，但这也同样是重臣们施力影响亦是极重要的因素。
而与之相符的，就是对南方官员的排斥，北官是立国有功之臣，擅长兵事，而南方多年无战，南官们更擅长于抚民安政经济之学。但因原来因南方官员都是亡国降臣，先天低人一等。但随着大宋立国日久，南方官员于实务上出成绩而逐步升迁。渐渐影响到朝堂上人数比例。且太宗皇帝时又大举科举，南方人入朝更多，不能不叫北官们为之警惕。
虽然这也并不是一概而论，南方人中有才华者，也能被北方官员所赏识，而北方官员中心胸广阔者，也会与南方官员交好。但这里却有一条不可愈越的鸿沟，那就是入阁。
本朝开国至今，无南方人入阁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