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大战之前就有诸多矛盾和诬陷，在官渡之战后孟岱与审配的争斗也是重点。
官渡之战后，审配的两个儿子成为了曹操的俘虏。与审配有隙的孟岱，经由蒋奇向袁绍进谗言:“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也点头称是。
于是袁绍就任命孟岱为监军，取代了审配守邺的位置。护军逢纪和审配也不和，“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
逢纪在这件事上公私分明，也正是因为逢纪的一席话，审配才没有被废，反而与逢纪二人关系更加和谐。
袁绍谋士集团内部争斗的极其复杂性:审配与孟岱不和，郭图、辛评与审配不和，孟岱与郭图勾结，逢纪与审配不和。
似乎袁绍的谋士们个个都和其他的谋士有些矛盾。难道袁绍谋士集团的不团结是因为那些文人们争宠造成的?
莫连山觉得，很大一个根源是建安七年关于立嗣问题的争斗。
其实立嗣这个问题，袁绍早在兴平二年就亲手埋下了祸根。绍有三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幼子袁尚。
“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
沮授曾劝谏道，“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
沮授鉴于古制，看到了弃长立幼将会贻害无穷，故向袁绍提出劝谏。沮授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建安七年夏，袁绍自兵败官渡后发病而死。
审配、逢纪等人出于私心，矫命立尚，又引起了一场集团内部的内耗。逢、审平素多骄侈，这恰为袁谭所担忧;而袁谭又与和逢、审二人有矛盾的辛评、郭图二人相互勾结，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暗流涌动。这次斗争最终以逢纪、审配“废”谭立尚的成功而告终。
由此，可以看到袁绍谋士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也似乎可以约莫着总结出袁绍谋士集团内部斗争的一个原因：袁谭身为长子，有着被立为嗣的先天条件；袁尚虽为幼子，却得父亲百般宠爱，有着被立为嗣的后天优势。
谋士们争的不是计策的孰优孰劣，而是在为他们各自的“主子”争得“世子”之位、当上袁绍的接班人从而成就他们自己的“功臣”之名。
而袁绍恰恰没有及早地、准确地选定他的接班人，这便给了那帮谋士们一个无名的心理暗示，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投资”袁谭，一部分人选择“投资”袁尚。
沮授、田丰在这场“赌博”中押的是袁绍，而袁绍在这场“赌博”中扮演的却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所以沮授、田丰乃至“忠绍派”中的其他成员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总而言之，袁绍谋士集团内部争斗的现象是由于嗣位空虚、长幼之爱有差别以及谋臣争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矛盾造成的。
历史再次证明，周代确立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必要的，是维护一个王朝统治阶层稳定的重要保障。
同时，历史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安定团结，无论敌人势力多么强大，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相反，兵力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最终还是会土崩瓦解于萧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