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公孙弘言两语，阐释自己改革公羊派学说的用意,字字句句条分缕析,虽尔简明扼要却都切中于要害他思索再，知道十余年来公羊春秋之所以能蒙受皇帝青睐而大行于世者，不在于其典章词句精深微妙动人心弦，而在于经传中念念不忘,浓墨重彩的“大一统”、“大复仇”、“夷夏之防”等等理念。这些理念虽然过于激进,却是公羊派立身于朝无可取代的优势。新学再如何强调“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终究没有办法与这样暴烈狂猛的意识形态相媲美。
与公羊派相比,一切的儒家学派都显得太过于“温和”了。
如今“大一统”的使命已经完成,匈奴也已讨灭；但皇帝雄心无穷无尽,显然不可能纵容西域南越西南诸夷乃至朝鲜等见风使陀坐观成败,养痈而为后人之患。但不同于匈奴这与大汉相伴七十余年不言自明的生死大仇,真要料理四夷变更制度，总得有点交代得过去的理由；也正因如此,才让公孙弘抓住了天赐的良机若论华夷之辨、中外之分,还有比公羊派更激进、完善、狂猛的么
而公羊派能抵御新学的关窍，也恰恰便在于此。只要继续往极端方向高歌猛进，一往无前,便算是牢牢站稳了这“诛灭四夷”、“大复仇”的生态位，无论新学如何兼容并包流布广泛,也无法动摇公羊派的根基。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公孙丞相苦心思虑数年之久,便是要为自家的学说谋取这百年不易的地位。
毕竟是积年的老吏，知道根基深厚比一时的煊赫更要紧千百倍。
当然，这种变革不能由丞相下场推动,所以他才招来自己这一脑子浆糊但经术功底委实超凡脱俗的冤种师弟，借霍去病就学一事连敲带打百般震慑，终于将自己拟定的变革方案塞入了黄生的脑中。不过，为了尽快站稳脚跟扩充力量，公孙弘所定义的新理论未免有些过于极端，即使黄生亦心惊胆战。
而黄生恍兮惚兮，刚刚自新理论的震慑中回过神来，公孙弘立刻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向师弟详细阐述自己变革公羊派的种种构想。公孙丞相浸淫经传凡二十余年，在学术上的造诣委实是举世无双，虽然提出的理论略显极端，但逻辑框架却是严密高妙，没有丝毫的空子可钻。
以公孙弘的论述而言，大汉四面的蛮夷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拒绝礼乐教化，恃强凌弱而凶蛮横暴，视人伦纲常如无误；这等会被视为无礼无义的蛮夷野兽，被讨伐是理所应当顺天应人。其二则是设法学习汉礼汉制，却是以此强壮自身而觊觎中原；这等便会被视为是“变乱先王正法”、“侮蔑代纲常”，从此不但自绝于天自绝于朝廷，更是与中原一切持孔孟周公之道的儒生结下生死大仇，从此不死不休不共戴天，普天之下凡诵经纶者皆可得而诛之，否则便是“无臣子也”，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
面对这样前赴后继无穷无尽的复仇之海，恐怕全盛时的匈奴也要头皮发麻吧
当然，即使蛮夷格外识时务，愿意服从礼法遵守汉制一切如圣人所命，公孙弘的新体系中也有得是法门制约它既然司马氏已经考证出所谓“夏后之血裔”，那么中原华夏身为皇五帝的嫡脉，天下宗法绝对的“大宗”，就能理直气壮的干预与教化各边陲蛮荒的“小宗”，轻而易举的将周遭容纳入以中原为主的体系之内，构建皇帝梦寐以求的“天汉”。
简而言之，这些理论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将来扫平四夷，廊清所预备的。而这样赤裸裸几近毫无遮掩的进取与扩张，则恰恰是其余温吞水一样的学说所无法的独特价值。
这样的狂躁激进，新学做得到吗汲黯做得到吗没那个本事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