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问道：“提升劳动力效率的手段不该是教育么？国内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难道经济运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众连学习的机会都要被剥夺么？”
经济部长一时无语。而何锐继续说道：“我非常认同李润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须是一以贯之。学业都没完成，就去工作。这个口子一开，群众怎么看？我知道不少人说，群众觉得养学生太花钱，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光去讲道理，而是要发挥强制，非得让学龄的学生完成教育！只有让人民认识到必须让孩子完成学业，那种絮叨才会变得毫无意义，最终被群众放弃。”
经济部长听完这话，知道何锐不可能改变看法，当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预算。”
李润石觉得经济部长貌似有点不够诚恳，预算这种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领导都会觉得麻爪。钱难挣，屎难吃，自古如此。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来看，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花钱，是理性的态度。
何锐并没有被预算问题吓到，他当即给出了解释，“这次预算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拿出来，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为基础来制定预算。”
李润石在经济部长脸上看到了震惊的神色，李润石自己刚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同样很震惊。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国一定能打赢战争，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考虑，就是李润石认为何锐过于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过何锐拥有着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国彻底城市化，计划本身没有错。所以李润石也没办法去反驳何锐的要求。因为何锐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以及文明党的主席，在换届选举之前，他的确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哪怕是何锐的要求看着十分惊人，主要基本理念没问题，同志们就得去执行。
当然，计划如果失败了，何锐自然要承担起政治责任。而李润石非常确定，何锐最不怕的就是承担责任。从1915年到1942年，何锐在整整27年中没有出现过政策失败的情况。党内与国内有许多不认同何锐政策的人，即便是这些人却都习惯性的认为，何锐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经济部长当即答道：“主席，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成，国内产能一定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有个问题，这会不会导致未来的就业危机？”
李润石看向何锐，就见何锐当即答道：“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彻底饱和。即便留在农村，也就是从显性失业变成隐性失业。失业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只有到了城市，通过加入工业化生产，提升了能力，开阔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中国人口数量已经决定了，失业问题必然是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
现在不解决，以后解决起来只会更难。以中国当下的局面，人民进城，天塌不下来。”
经济部长并没有被这话给说服，他继续问道：“户籍管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