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旧时代的上层来说，何锐是施政十分苛刻的雄主。对于中国产业阶层，何锐是令他们痛恨又期待的国家领导者。对于中国人民，何锐则是让他们欢喜又难受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及中国先锋队的领路人。
这并非是何锐刻意营造出的形象，在李润石看来，何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傲慢。何锐的傲慢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何锐坚信自己掌握了现阶段最正确的生活方式。李润石好几次与何锐交过心，他发现何锐从不相信有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想获得人类的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
所以不管是称颂或者反对的意见，都影响不到何锐的政策决定。何锐靠着他掌握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殚精竭智的将中国乃至于世界变成何锐期待的模样。
由于何锐是要将世界推进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其实理解不了何锐，哪怕是何锐最热爱的人民也理解不了何锐的理想。
面对人民的时候，何锐的看法极端务实。人民有没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时代完成教育后有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在工作后有没有继续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医保与社保，以及让人民有更深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
在何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与何锐的交心中，李润石发现了何锐的另外一种傲慢。何锐很清楚现行政策的问题，但何锐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可以从优先考虑效率的阶段转向优先考虑公平，确定中国意识形态理想的新阶段。
李润石确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锐的态度明显有种主观期待凌驾客观现实的嫌疑，即便李润石非常欣赏何锐对于政治经济的深刻认知，认同何锐的看法没有错。但是这种态度在李润石看来依旧过于傲慢。
不过这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何锐在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不会退让。既然何锐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工业化的生活，那么何锐就不可能让人民放弃读书，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与李润石想的差不多。何锐听完了报告，就立刻给总理吴有平打电话。很快，吴有平就到了何锐这边，听完了何锐的问题后，吴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锐这边的电话请经济部长到这里来。
经济部长听了此事，神色有些许变化，他解释道：“主席，现阶段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征兵中征召的都是优秀青年，劳动力效率也是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