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论道，欲合天人、一精粗，使学者知精之由于粗，天之始于人，则用力而不为诞矣。故由夫妇之与知而极之于圣人之所不知，致曲之诚而极之于圣人之能化。故以仲尼之事实之，亦以其始之。稽前圣，法天地，而后至于与天地相似。由与天地相似而化之，遂至于与天地为一。尝观孔子之道，至于从心之妙，而本之于十五之志学；性与天道之不可闻，而本之于日用之文章。子思言道，则极于变化之诚，而其本自致曲之诚。孟子言道，则由仁之于父子而至于圣人之于天道后，由可欲之善而至于不可知之神。君子之教人，将使人之皆可为也，必使之由易以至难，而皆有用力之地。故起于夫妇之有余，而推之于圣人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其至难者与其至易者无异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聪明者，先聪明于己，而后聪明于天下。叡则《书》之“思曰睿”。知则《易》之“知周万物”。有聪明而无叡知以行则不可，《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独任聪明则乱旧章矣。故全此四者，然后可以有临于天下也。宽则宽大，裕则有余，温则温良，柔则《书》之“柔而立”是也。《易》曰“容保民无疆”，是有此四者，然后可以有容于天下也。发者遇事而发其端绪，强者若上文“强哉矫”之强，有执非“子莫”之谓，若“择善而固执之”之谓也；中者处中道，正者守之以正，守正而不处中道则不可，处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二者必在相须。足以有敬于天下，常人论敬，不过指敬鬼神、敬祭祀而言，未尝有言敬天下之民。此言圣人亦不敢轻天下之民也，能敬于民，民亦敬于上。文理者，人伦之理密谨严也。察，眀察也。虽有文理，不加密察，则制度文法必有乱于天下；既以谨严明察，则足以有别于天下，则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别矣。溥博者，广大也；渊泉者，深峻也。上能有此五者之德，而又上下能察乎天地，然须时而出之，若上文“君子时中”，又曰“时措之宜”是也。苟时可以温柔，而反用刚毅，则不可；时可以刚毅，而反用温柔，则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贵者应时而已。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lt;/div&g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