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儒之流’这个措辞和形容方式，也不难发现这一点。
若是用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来作为区分儒家各流派的标准，那鲁儒之流，便大致是指那些治《礼》，《春秋谷梁传》，并无比坚定的为豪强、贵族站台的保守派、顽固派。
他们甚至提倡恢复井田制和奴隶制！
只能说这些人，已经保守到连儒家内部的其他流派，都有些不待见的地步了。
井田制？
奴隶制？
开什么玩笑……
与鲁儒之流，对陵邑之制全盘否定的态度截然相反的，便是儒家内部最激进的鹰派，公羊派。
这一流派，治的同样是《春秋》，却是和谷梁截然相反，甚至针锋相对的《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
若是让这个流派的士子，答这道关于陵邑之制的题，那最终的答案，大概率会让刘荣喜笑颜开。
他们会说：陵邑之制就是正确的，一目了然！
那些豪强为富不仁，活该被强制迁徙！
什么地方官员敲骨吸髓——没把这些败类豆沙了，已经是这些官员严重渎职了！
只能说，激进派、鹰派的画风扑面而来，味道极正。
而这——鲁儒的‘完全反对’，和公羊儒的‘完全支持’，显然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
绝大多数儒生，尤其是年轻儒生，其实都是在这两个区间之内。
有的偏反对、偏鲁儒一点，有的偏支持，偏公羊一点。
只是无论如何，都很少会有儒生，像鲁儒那般完全反对陵邑之制，以至于违背如今汉室最基本的政治正确；
也不会像公羊那般完全支持，以至于完全背叛了儒家的基本盘，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屁股决定脑袋。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汉室在任用儒家出身的官员时，就不得不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偏鲁儒一些，还是偏公羊一些。
偏公羊，那没说的，儒家出身为此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然就能降到最低。
若偏鲁儒、偏谷梁，那就要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人，值不值得去挽救、去花时间精力拉回正道上了……
在过去这几十年，几乎每一个‘偏鲁儒、谷梁’，爱豪强更甚于爱国家的儒生，都被挡在了汉室政治权利核心外。
每一个‘偏公羊’，爱国家更甚于爱本门学说的，也几乎都成为了垂名青史的人物。
只是前者实在是如过江之鲫——实在太多，后者如凤毛麟角——实在太少。
以至于，人们误以为过去这几十年，儒家一直都被排除在汉室‘可录用学说出身’的名单当中。
然而事实却是：儒家出身的士子，汉家并非完全不要。
若不然，叔孙通怎么解释？
贾长沙怎么解释？
儒皮法骨的晁错、外戚大儒窦婴，以及此番入朝应考的公孙弘、倪宽，又如何解释？
不过是‘符合要求’的人太少，以至于都被忽略不计了，才让大家生出‘汉家没有儒官’的错觉而已。
就拿今日的倪宽举例。
——能说出一句‘陵邑之制是对的’，这就已经合格了，已经可以判定为‘不鲁儒’‘不谷梁’了；
只是后面那句：在迁徙过程中，让豪强被地方贪官污吏欺负~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屁股歪，就是有点天真。
在刘荣看来，倪宽认知中的‘豪强’，或许依旧是同门师兄弟、师叔伯所描述的那样：躬耕传家，友爱乡邻，助贫扶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