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你还记得咱结婚时我骑“凤凰”接亲不？”刘建国指着天际线泛起的鱼肚白，“等咱们造出汽车，儿子结婚就用自家产的小轿车接新娘！”
三个月后，刘建国带着技术科长张建军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翻译小王，踏上了飞往布拉格的航班。
飞机掠过乌拉尔山脉时，小王指着舷窗外说：“厂长，听说捷克人喝啤酒像喝水似的。”
刘建国摩挲着飞机上的那瓶“太行1968”，说道：“正好，咱夏国人的酒量也不差。”
谈判比想象的艰难。
斯柯达工厂的会议室里，捷克方代表维塔斯推过来一沓文件：“刘先生，恕我直言，你们连汽车生产许可证都没有。”
刘建国让小王慢慢翻译，自己从蛇皮袋里掏出个摩托车化油器：“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节油装置，比倭国同类产品省油15%。”他又取出几张照片，“这是我们用摩托车生产线改造的汽车覆盖件模具。”
维塔斯扶了扶眼镜，照片上确实是汽车钣金件，虽然粗糙，但轮廓分明。
会议室角落传来声轻笑，一个红鼻头老头正摆弄他们带来的“长城cc150”模型。
“这位是约瑟夫先生，我们的总工程师。”维塔斯介绍道，“他父亲曾参与设计第一辆斯柯达轿车。”
刘建国眼睛一亮，起身走到约瑟夫面前，突然用俄语说了句“同志”。
老头猛地抬头，蓝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彩——那是冷战时期社主阵营工程师之间才懂的眼神。
转机出现在参观生产线时。
刘建国发现几台落满灰尘的数控机床，铭牌显示是1989年新购的。“这些是生产新型发动机用的，”约瑟夫低声说，“可惜还没投产，厂子就……”
回酒店的路上，刘建国突然叫停车。
他蹲在查理大桥下的石阶上，用粉笔画着草图，张建军举着手电筒。
“看见没？”刘建国指着草图，“把他们的发动机装在我们设计的底盘上，再加高五公分……”他抬头看见伏尔塔瓦河上的星光，“得想办法把约瑟夫弄到夏国去！”
签约前夜，刘建国在酒吧找到喝闷酒的约瑟夫。
他掏出带来的“太行”，两个语言不通的老男人就着图纸和计算器聊到凌晨。
当约瑟夫用捷克语写下“退休返聘”四个字时，刘建国知道，最珍贵的技术转让成了。
设备运抵刘家庄那天，乌泱泱的工人少围着集装箱啧啧称奇。
1993年春节前夜，刘建国和约瑟夫在车间里对着一台故障发动机发愁。
老头突然哼起《喀秋莎》，从工具箱底层摸出把特制扳手。“”在布拉格，我们管这叫'爷爷的工具'。”他用蹩脚中文说，“每个老师傅都有秘密武器。”
当发动机终于轰响着运转起来时，闻声赶来的工人们看见两人正在机油坑里跳起了交谊舞。
样车评审会上，开发区领导围着银灰色的轿车转圈。
这辆被命名为“京驰100“型的轿车，前脸保留着斯柯达的基因，但车身明显加高，后备箱特别加大——这是根据王桂花的建议改的：“咱中国人走亲戚，谁不拉点瓜果梨桃？”
区领导坐进驾驶室，摸着仿红木的挡把：“老刘，这真是咱们自己造的？”刘建国笑着递过钥匙：“您体验一下，咱们造的车怎么样？”
1994年国庆节，第一批量产车下线。
新车披红挂彩驶过刘家庄中心二小的校门口时，孩子们数着车尾“京城汽车集团“的镀铬字母，一个拼音一个拼念：“j-i-n-g-c-h-e！”
深秋的干部会上，刘建国指着开发区规划图：“明年这儿建零部件产业园，后年上马发动机厂。”
厂门口，新下线的轿车正一辆辆开往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