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的一年十分艰难，可终究比曾经动乱下需要躲避乱兵，需要担心自己被人劫走屠宰，当做福肉贩卖的日子要好多了。
在朝廷不断派遣官吏东进、南下，并将土地丈量清楚和均分百姓后，至洪武二年五月夏收开始前，刘继隆总算是得到了完整的天下耕地田册。
“是岁天下耕地二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一十三顷七分六厘，依税乃征耕田两税莫约四千五百余万石。”
“民困久矣，愿减赋税，以苏黎元。”
五月中旬，贞观殿内再度聚集起数十位大臣，其中户部尚书封邦彦站出来，希望降低天下税率。
不止是封邦彦这么想，就连殿内许多大臣也是这么想的。
按照朝廷定下的十税二，如今天下两亿四千多万亩耕地，每年最少纳税四千五百余万石。
当然这是额定上、中、下三等耕地后，大约估算出来的收入，实际并没有那么高。
哪怕是去年洪武元年，朝廷在田税上也堪堪只征收到了二千七百万石，这主要还是蠲免了五十八个受灾大州赋税的缘故。
饶是如此，这田税平摊到百姓头上也快要达到了人均七斗的纳税标准，这在众多官员看来是比较高的。
这种税额，放在此前晚唐和乱世下还没有什么，毕竟当时需要维持武备，但现在天下太平，似乎就该削减了。
刘继隆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为了百姓，还是为了自己，但他更偏向于后者。
所以面对他们的谏言，刘继隆干脆道：“朝廷额定税率虽高，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苟非税率如此，今北方诸道大旱，朝廷以何钱帛赈济？岂得以工代赈乎？”
“朝廷虽定税什二，然诸道、州频遭天灾，且有司辄留存赋税三成，输于国帑者，十不盈七。”
“若有司留存不足，州县必苛敛于民。”
“故需以赋税养朝廷之监州县，复以赋税反哺百姓，方得安定。”
“昔秦赋税泰半，而汉高以秦灭为教训，故轻徭薄赋，十五税一。”
“然国用不足，必加征于州县；州县不堪其负，遂苛敛杂赋，民益困矣。”
“今天下尚未安定，为复民生而必苛税而兴水利，茂于耕稼。”
“唯耕稼繁茂，百姓方才泰定……”
刘继隆这番言论，倒是与思想保守的朝臣们所想不同。
朝臣们觉得赋税太重了，削减赋税就能减轻百姓压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但是在刘继隆看来，先以重税来辛苦百姓，集中赋税力量来兴修水利和各类利民工程，只要这些水利工程成功，就能耕种更多土地，水利带来的水资源也能使得粮食产量更高。
通俗易懂些，刘继隆是想把生产资料这个蛋糕做大。
岁入十钱的百姓被朝廷征收两钱，只能用八钱，那生活自然坚固艰苦，
可若是百姓岁入二十钱，而朝廷征收四钱，百姓能用十六钱。
看比例似乎没问题，可收入却实打实提高了，后者自然比前者过得要好。
至于物价是否会发生变化，继而导致货币贬值？
那就需要朝廷从宏观层面来把控，将粮食富裕地方的粮食运往缺乏粮食的地方，将各类物资周转起来。
这种全国经济周转的理论，历朝历代不是没有，只是这么做太困难了，期间的损耗就足够许多朝廷喝一壶了。
刘继隆敢于提出这种全国调度的经济模式，主要还是因为大汉朝的读书人和识字率远高于前代，且大汉朝的官营产业相当之多。
这套章程，起码在刘继隆手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手中还没有出现敢反对他，结党营私与他打擂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