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对缴获物资赏赐最重者莫过于马匹。马匹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中重要的战略物资，能否拥有一定数量的马匹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已失去对西部、西北部大片疆域的统辖权，缺少优质马匹，而西夏、辽军善于骑射，拥有难以抗衡的骑军。因此宋朝对缴获马匹者多予以重奖，与生擒人口相同。宋太宗时规定获上等马赏钱10贯，中等马赏钱7贯，下等马赏钱5贯，以马匹品质作为赏赐标准。之后标准有所提高，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缴获1马匹赐帛20匹。另外夺得衣甲器械者也可获赐茶帛等，依据缴获物资的数量、类别予以奖赏。
因伤受赏多带抚恤性质，但也含有褒奖之意。如太平兴国四年征战太原时，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先，手刃数贼，身受重伤，宋太宗召见时赐锦袍、银带。咸平二年，赵保吉侵犯麟州（今陕西神木，知府州折惟昌力战受伤，宋真宗遣中使劳问，赐金丹、上尊酒、锦袍、金带、名马、器币。宋神宗元丰二年，合门抵候、知雄州归信容城县李泽与辽兵格斗身负重伤，诏迁一官，赐绢50匹，宋廷常以抚恤的名义对受伤官员予以嘉奖。在登录军功时，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其次为斩获首级者。“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因此受到官兵拥戴。
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匈奴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课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即用重赏募得间谋，离间藩国，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苏辙也以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重赏刺探情报之人。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与优赏之，仍定赏格以闻”。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最初因赏赐过轻，探报多有不实。“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全然微薄，以致规逻之人，不肯探伺”。故宋哲宗元佑七年规定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较之以前有所提髙。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规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击败敌人，则赏赐更厚，“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者还可视为奇功。
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尤胜者按等级升迁，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宋仁宗庆历年间，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踏硬、射亲格，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被推广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依地域、兵种而定。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教阅五路诸军，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奖励武艺精湛之士，“使一路皆为精兵”。
元丰四年，除设立首级、轻重伤等赏格外，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称为五等杂功，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所谓“杂功”可谓名副其实，如按期输送军粮、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军医探取箭头、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南宋军赏名目颇多，有川广买马赏、两淮捉获私渡赏、人户起发海船赏、军兵防托海道赏、诸州军造铁甲赏、土豪召募强壮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