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是从降低地方官员权力，和减轻百姓负担两个方面入手的，能大大的降低地方官员盘剥老百姓的可能性。
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根据时节种地，一年之中，是有不少时间可以休息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地方官员会以征调徭役的名义，让他们去给自己干活，修庄园，种私田，喂养牛羊牲畜等等，一干几个月那是常有的事，老百姓根本反抗不了，朝廷也基本不会派人去查这种情况，反正是农闲时期，百姓们自家的生产没有受到影响，一般也不会往上闹腾。
当然，还有一条附加的关于官员俸禄方面的改革，为了增加上面三条的通过率，他也一并加在了奏章里，意思就是以后朝廷除了食邑和职田之外，只会按品级发放钱和粮两种俸禄，但是其总额和比原先发放的柴碳，丝麻等等各种俸禄补贴的价值加起来要高三到五成。
其中高级官员涨薪三成，因为他们本来的俸禄就高，从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员则是涨五成，因为他们原先的俸禄低一些，而且日常开销越来越大了。
作为朝廷的尚书令，李世民的奏折交上去，就直接代表了政事堂的态度，只要李渊同意，就可以执行，可是，李建成并不会坐视他买好百姓和大臣。
然而，长安今年的丝麻根本没有卖出去，李世民这个时候提出免征丝麻方面的税收，改征粮食，属于合情合理，太多那东西积压在朝廷的库房里，也是坏。
反而，粮食的价格虽然一直在缓缓下跌，但是变现非常容易，洺州，以及其商业联盟的各家，都在定期收购。
而且，在国家出现重大灾难等问题的时候，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在，就能确保安然渡过，多征粮食更加划算。
至于反对李世民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新的税收法和新的徭役法，那就是反对中央集权，这一点，肯定是李渊和朝堂上诸位所不喜的，所以，他根本不会拿这个出来说事。
最终，他想到了一条不让李世民买好百姓和官员的办法，那就是，提议加大惠民政策的幅度和官员加俸的幅度，将这个买好的功劳给抢过来，反正李世民现在是尚书令，财政有困难的话，归他着急，是他的失职。
“父皇，二郎的建议确实可行，不过，相比于洺州来说，力度太小了，百姓们会感觉不到多少实惠，官员们也解决不了日常开销日益增大的困难，现下朝廷的商税每年在以倍数上涨，国库的结余也是逐年递增，是时候出台一些较大力度的惠民和加俸政策了。
儿臣建议，将田地税由二郎提出的每亩一斗，降低到每亩半斗，将官员俸禄三到五成的涨幅，提升到五到八成，国库收益若有不足的部分，自有商税和藩属国的供奉来补足。”李建成在众多大臣们纷纷开口表示赞同李世民的提议之后，出班道。
要说李世民的改革三条最有利的是谁，当然是这些在朝廷中枢做官的人了，给百姓们定的税收是多少，他们且不管，钱粮不过地方官的手了，自然是要他们这些京官下去督收的，过手就会留一成，这是官场的潜规则，在运输损耗上面做做账，谁也查不出来，他们自然不会反对。
而听到李建成的建议，他们就更加高兴了，由于洺州的布料霸占了市场，现在丝麻一类的东西不好出手，钱粮才是比较实在的东西，而且，一下子涨五到八成，一年算下来，就非常的可观了，二三品的顶级官员，都有千贯以上的差距，五品左右，甚至只要带品级的官员，都有过百到几百贯不等的差距。
于是，一大帮子朝臣纷纷出班表示支持李建成的建议，直到李世民也拱手弯腰，表示支持李建成的这个建议的时候，李建成才反应过来，这里面恐怕有坑。
然而，话一句说出去了，反悔肯定是不成的了，他只希望李渊不要那么快同意，让自己搞清楚情况，有转圜的余地。
哪知，李渊看两个儿子和满朝大臣都赞同，而且，这些政策，也是能够为中央集权，惠及百姓的好政策，当场就大手一挥道，“制可，中书门下即刻拟旨，昭告天下，本月起开始施行。”
于是，李唐建国以来，最大幅度的降税加俸政策就这么落地了，百姓们在看到了朝廷的告示之后，纷纷敲锣打鼓庆祝，一时之间，倒是给长安的中秋节添了很多色彩。